1

昨天下午，我从健身房出来，点开手机扫码通过闸口以后，顺手打开了微信朋友圈。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的“高善文离世”几个字，让我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我在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把那条消息读完，而不像往日那样边走边看。

从健身房到我家，大约300多米。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胸口郁闷，心中塞满了哀伤，感觉双眼潮湿，对路人和街边的景物如若视而不见。唯有两三个席地而坐乞讨的壮汉，在我心里掀起了一丝波澜，让我升起一股莫名的怨恨。

回到家里，太太像往日一样，满面笑容地迎上来，想抱住我亲吻。我的异样表情和躲闪的肢体惊吓到了她，她连忙问我发生了什么。这一问，让我瞬间破防，眼泪掉了下来，居然声音破碎地说：“高善文死了，才55岁。”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我赶紧努力收起情绪，躲进书房，好一会儿才重新恢复镇定。

2

我与高善文虽然不陌生，但也算不上朋友。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有三四次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平时也很少在微信里说话。虽然我们都曾经在央行工作，也都先后离开了央行，但他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而我那时已经是个中年大叔。我们既不同年，也不在同一个部门，职务上也有明显差距。这种年龄和身份上的距离，使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他看作同辈人，大概也是我们后来没有成为私人朋友的一个客观原因。

此后，我们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他的大半职业生涯是在证券行业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主要面对市场和投资者；而我始终在政府部门或者国际组织工作，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我关心的更多是国家体制、重大改革和长期发展，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服务政府决策，同时也希望通过研究和写作影响公众。我们观察的是同一个经济社会，却常常站在不同的位置，提出的问题和工作的对象也不完全一样。因此，我不是高善文的追随者，也不能说从他的研究中获得过多少直接的思想启发。

我们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是2016年秋天，金融四十人论坛组织一批经济学家赴巴黎和华盛顿访问。我们参加了欧洲五十人论坛的研讨会，出席了法兰西银行举办的欢迎宴会，参观了巴黎圣母院，也一起乘船游览塞纳河。到了华盛顿，我们拜访国际机构和研究机构，举办公开研讨会，我还居间协调了高善文与尼古拉·拉迪的一场对话。回国以后，高善文、孙明春和我又应邀进行了一场线上对话，谈论此次访问的观感。

也是在2016年11月5日，高善文应我的邀请，来到上海浦东金融发展研究院，在我主持的普惠金融论坛上作了一次讲座，分析和预测房地产市场。讲座结束以后，他还回答了听众的提问。他当时已经非常忙，却愿意来参加我们这个规模不大的活动，我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友情出演。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近距离见到他。

3

从昨天到今天，网上各种悼念和怀念的文章铺天盖地，足见高善文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他那副自我解嘲的名联“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学家”，他对自己诊断治疗过程的总结，对福报、命运和人生的思考，以及过去的演讲、报告和判断，都被人们重新找出来阅读、解读和传播。人们从不同角度回忆他，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一个有智慧、有能力而且过早离去的人的怀念。

说实话，我并不像一些人那样看重他的某些金句，包括那副广为流传的自嘲对联。我也没有足够的私人交往，可以讲述多少关于他性格和人格魅力的故事。但是，我看得见他的能力。他观察问题有独立的视角，常常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分析现实经济现象时，又具有难得的历史眼光，不满足于描述眼前发生了什么，而是能够沿着问题的来龙去脉，寻找历史、制度和经济运行中更深层的原因。我尤其欣赏他的表达能力，他能够把复杂的问题想明白，又能够用准确、清晰而且漂亮的汉语表达出来。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我知道，真正具有独立分析能力的人并不多，能够把独立思考、历史眼光和高明表达结合起来的人更少。我与高善文走在不同的职业道路上，对许多问题的关注也不相同，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妨碍我判断他的能力。这些年，我更多是从远处看到他，看着他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他的能力，而我自己的观察也告诉我，这种认可并非偶然。

人们的怀念还让我重新知道了一些过去并不了解的事情。高善文为报答师恩，捐款设立了以恩师夫妇名字命名的基金。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对自己的疾病、命运和人生所作的思考，也随着他的离去被更多人读到。这些事情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一个人的全部品格，却使我看到，在我熟悉的那个才华出众、分析问题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之外，还有一个知恩、重情，并且认真思考怎样面对命运的人。对于一个我并不真正了解其私人生活的人来说，这些迟来的认识，加深了我对他离去的惋惜。

4

在我的朋友微信群里，也展开了一场关于癌症诊断治疗、发病原因，乃至如何面对生死的讨论。我感觉，这也是高善文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以最后的生命经历留给人们的一些思考。我没有参加这些讨论。听到噩耗第一时间的那种感受，已经是我对高善文最真实自然的哀悼，我一时也找不到文字能够把那种真情实感恰如其分地再现出来。

时间已经过去24小时。在浏览各种文章和议论的同时，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问自己：我与高善文非亲非故，甚至算不上私人朋友，他的离世，为什么会让我流泪，甚至哭出来？

消息来得突然，当然是一个原因。那些从生病、治疗直到死亡的全过程都知晓的人，他们的痛苦在漫长的过程中可能已经一点一点得到释放，对最终的结果也多少有了思想准备；突如其来的噩耗却不给人任何缓冲。但是，突然显然不能解释全部。每天都有意外的死亡发生，为什么偏偏是高善文的死讯这样击中了我？

前不久，我的一个亲属，与高善文年龄相仿，从生病住院直到离世，在我心里却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人的感情显然并不简单地按照血缘和名义上的亲疏远近分配。血缘与亲情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展开。我只能承认，对于不同人的离去，我的感受并不相同。一个人的才华、勤奋、品格，以及他给周围的人和社会带来的东西，都会影响我们对他的感情。

这些年，高善文还因为自己的公开表达经历过争议和挫折。他的一些言论，因为说了别人不敢说或者没有说的话，引起广泛关注，也给他带来了压力和限制。后来，他离开了服务多年的机构。对于这些事情的具体经过，我并不了解，也无意在这里作出判断。它们与他后来的疾病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更不是我能够猜测的事情。但是，一个才华横溢、事业有成而且正值盛年的人，在经历事业上的波折以后不久患病离世，人们难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回想，并因此生出更多的惋惜和同情。

5

高善文的离世之所以给我如此强烈的冲击，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因：他才55岁。他的生命并不是在衰老和沉寂中慢慢走到终点，而是在事业和人生的盛期突然中断。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事业有成，经济上富足，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头脑仍然敏锐，能力仍在旺盛时期，本来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却在55岁戛然而止。这本身就是一场人间悲剧。一个人在经历漫长的人生以后寿终正寝，与一个仍然充满生命活力和未来可能性的人突然离去，给人的冲击终究不同。后者失去的不只是已经拥有的一切，也包括所有尚未来得及展开的未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回家路上看到那几个乞讨者时产生的那股莫名的怨恨，其实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也没有资格判断他们为什么坐在那里。那一刻的愤怒，与其说是针对他们，不如说是针对死亡本身。为什么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会在人生和事业的盛期突然离去？为什么才华、能力、事业、财富和声望，在死亡面前竟然无能为力？也许这种不平和不甘，也是我的悲伤的一部分。

写到这里，我仍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高善文的离世会让我如此伤心。也许，一个人的离去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悲伤，并不完全取决于与他见过多少次面、说过多少话，或者在名义上有多么亲近。对一个人的能力和品格的认识，对他一路成长和成功的远距离观察，对一个仍然充满可能性的生命突然中断的惋惜，所有这些平时彼此分散的感受，在死亡突然降临的时候，也许会一下子汇聚成一种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感情。

昨天，当太太问我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只是突然感到，一个自己认识了30年、始终远远看得见的人，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才华横溢而且正处在人生盛期的人，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也许直到那个时候，我潜意识里才知道，他在我心中的分量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