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接噩耗，邱晴阿姨元月四日上午八时四十分离开了。

她出生和成长在民国时期，大学学的是新闻系，当过记者。在中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内，她凭着聪明能干，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一直干到总行常务副行长的位置。在中国金融业，她曾经风光无限、大权在握，有一连串职务头衔，退休前大约10年时间里，领衔中国光大集团，还被评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四位女强人之一。

她对我有知遇之恩。她也许不知道，当年她的一个决定，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我后半生的职业生涯。她也不一定知道，在我和我的同事心目中，她是怎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者。那时候，我们背后叫她邱老太太，尽管那时她并不老。她比我娘小两岁，也曾经像母亲一样，爱护过我。她在位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工作关系，并且也就是短短的几年。我从来没想过要叫她阿姨。现在她不在了，我觉得称呼她的任何官衔儿，都不能准确表达我此时对她的心情。

三十多年前，她担任央行常务副行长。行长由国务委员陈慕华兼任。也因为主管国际业务，她每年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春季例会和秋季年会。平时她也需要把国内事务放下，拨冗会见来访的外资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我那时在国际司，由于工作关系，多次聆听她的教诲，近距离观察到她的待人接物。虽然很多年过去了，有些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IMF和世行会议期间，她要在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重大问题上，代表中国政府表明立场；在会议间隙会见各国政府的财政金融高官；也要接待专程前来拜会的跨国金融机构巨头。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她都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应付裕如。

多年过后，我留下的记忆，并不全是随同她参加那些从早到晚、令人神经高度紧张的会议。每次年会的日程表上，都包含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使代表们在会议之余，得以欣赏世界级交响乐团的演出。这其中尤其难忘的是1988年（西）柏林年会期间，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以及多次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聆听美国国立交响乐团的演出。

这些文化活动，对于财政金融官员和学者，并非是单纯的娱乐。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像是一种无形的精神纽带，把与会的各国财政金融高官学者，在灵魂上链接在一起。我对古典音乐的喜爱，应该从那时始。她跟陈香梅女士（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遗孀）在水门饭店公寓把酒言欢，畅谈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的政策与前景，也给我留下了清晰的记忆。
 

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IMF启动了第九次份额总检查。用通俗的话说，份额检查等于重新审议各成员国的股份和与之对应的投票权。事关国家利益，不可等闲处之。然而，各成员国竞争激烈，如欲使中国份额增加，谈何容易。IMF有一整套的公式，作为份额计算和变更的基础。在此之外，也有各成员国之间的博弈和IMF管理层的相机抉择。

为了获得IMF管理层的支持，在第九次份额总检查决策会议之前，她决定邀请IMF总裁康德苏访华，相机开展游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向康德苏展示中国的山水和城市风貌，尤其是当时中国经济生机勃勃的态势，她亲自设计了访问地点和路线，对参观内容和选送的礼品，都亲自过问。她还联系空军，租用了一架三叉戟专机，每到一地都起降空军机场，大大缩短了沿途的旅行时间。短短的几天里，代表团访问了西安、广州、上海、桂林。

在飞机上，她向康德苏总裁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许多典故，信手拈来，游刃有余。

在上海，市领导会见了康德苏一行。还记得介绍情况时提到，上海跟广东的GDP总量相当，但是向中央政府贡献了百分之多少的税收（具体比例我不记得了），言外之意，颇有几分不平。地方领导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说话，情有可原。而她作为中央政府的大员，既要从全局考虑，还要照顾到国际影响，对此不能不做出回应。她说，全国各地区，就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些先富起来的，贴补不太富裕的，理所当然。用IMF的财政术语来说，就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发挥作用。

参观桂林钟乳岩洞时，由于光线暗，脚下石头滑，她跌倒用手撑地，致腕骨骨折。工作人员欲叫人帮助处理，被她制止。她忍住疼痛，不动声色地坚持到参观结束。

IMF代表团结束访问的前一天晚上，她和康德苏总裁举行最后一场会谈。对方是IMF总裁和亚洲部主任；我方是她和时任中国执董，我担任翻译。

会谈开始，她表达了中国的诉求。我理解，这是她从国务院姚依林副总理那里得到的授权。然而，康德苏直言相告，份额总检查，有明确的决策程序和决策因素。作为总裁，他的回旋余地很小。面对各国的监督和压力，他没有可能满足中国的要求。

我对她的失望和挫折感同身受。回想几天来，她为这次访问所做的一切精心安排，付出了大量的辛苦，甚至还受了伤，到头来没有如愿以偿。我不由自主地安慰她，其实也是对自己说：我们做出了最大努力，对得起国家了。她听了默默无语。

多年以后反思那天晚上的会谈内容和结果，我有无法解脱的自责。常驻华盛顿IMF总部的执董，也包括总行国际司的领导，其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她和国务院领导得到准确的分析报告，透彻了解国际组织的运作机理和决策程序，准确掌握中国在第九次份额总检查中的实际地位，也许不会对IMF总裁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诉求。事后，她不会意识不到信息不完整造成的误导，但是却没有对下属有任何责难。“把一切困难都自己扛”，是那一代老干部的特点，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

到了第十次份额总检查，中国的经济地位，与第九次份额总检查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水到渠成，中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反观我们当年的努力，虽然结果有些徒劳，但是正如我当时的感受，为了国家，她毕竟尽力了。

IMF代表团回到华盛顿总部之后，没过几天，我们收到了康德苏总裁的亲笔信，除了对访问中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还附上了IMF的一张支票，用以结清租用三叉戟和沿途旅行的全部费用。

第二件事，跟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密切相关。在我，她的决定体现了对我的知遇之恩（我这一生，虽然生性愚钝，有幸得到多位贵人关照提携。且按下不表。）。在她，那只不过是她大权在握时做出的无数决定之一，事出公心，并非私情。

那是在198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大约半年前，IMF亚洲部主任向她提出，邀请我作为国际雇员，加入IMF。他们说，观察我很长时间了，他们相信我能够胜任IMF的工作。

她不无歉意地告诉我，她当场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理由是我在央行的工作离不开。紧接着她告诉我，她现在改变了想法，决定放我去IMF担任国际职员。然而，时过境迁，IMF方面的答复是，现在没有空缺了。但是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可以让我先到中国驻IMF执行董事办公室任职，同时等候新的空缺。她接受了这项建议。

我无言以对。类似的遭遇，我在20岁之前就有过一次。那时候我在黑龙江家乡的山村小学当代课教师，好不容易有机会被牡丹江林业学校录取。正在期盼何时报到上课，却被告知，我父亲背着我私下里跟教育局打招呼，主动让出了名额。我知道坏消息以后为时已晚，控制不住失望，倒在炕上蒙头痛哭了一整天，但是已经无济于事。至于我父亲为什么把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破坏掉了，他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我的理解是他实在舍不得让这个既孝顺又能吃苦耐劳的儿子远走高飞。至少我娘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一次的遭遇，同样让我有些惊讶，毕竟，在那个时期，能成为IMF的雇员，是不少年轻人想都不敢想的愿望。那时候中国在海外的经济类学子，大多还没完成学业，而中国大陆符合条件的人少之又少。她转达的IMF管理层对我个人的肯定，固然令我欣慰，让我这个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者，对自己徒增几分信心。但她能够改变主意也让我惊讶。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改变了主意？时也，势也？至少让我体会到，她和我们年轻人此时相通。

到了1990年元月，我正式到IMF执董办公室报到。第一次参加董事会，总裁康德苏手写一张字条，让工作人员传递给我，对我的加入表示欢迎，“相信你的到来会大大加强中国执董办公室的工作”，他写道。大约在一年多以后，IMF亚洲部出现了空缺，他们兑现了承诺。1991年5月1日，我从执董办直接进入亚洲部担任经济学家。

第三件不是什么具体事件，但是仍然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她对我个人的教诲。我那时年轻气盛，仗着专业能力，尤其是英语的熟练程度，和几近拼命三郎的努力，一心放在工作上，全然不顾及他人感受和与人相处应有的圆滑与包容，由此招致嫉妒对立，在所难免。现在想来，问题在我自己。我从小到大，受到的都是阶级斗争、直来直去、思想斗争刺刀见红、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嫉恶如仇那一类的教育。久而久之，自己的血液里融入了太多的战狼因素，而不自知。好在对人没有恶意，对工作全心投入，没有因为性格和情商欠缺酿成大祸，最终得以从体制内全身而退。

然而，我的优点和缺点，岂能逃过她的眼睛？无论是间接的反馈，还是个人观察，她应该对我的德性了如指掌。但是，在她任内，我的职位，从副处长提拔为正处长。她从来没有对我疾言厉色地批评，也没有事不关己地放弃。我们之间，职级上还隔着司局领导，她其实也没有义务对我耳提面命。

我清楚地记得，有至少一两次，她非常委婉地规劝我，要注意团结人，“尤其是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甚至是反对过自己的人”；“团结自己喜欢的人谁不会呀？难就难在团结那些自己不喜欢，甚至是反对过自己的人。”

让我惭愧的是，这几乎是我终生没有攻克的难题。可以告慰她老人家的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还是取得了些许进步，改掉了不少毛病，学会了换位思考，尽可能地包容他人的缺点。

那些年有很多机会近距离接触。有一次在某国机场转机，恰巧那天冬夏时制转换。候机期间大家闲聊，她说他先生问她：是不是要等到午夜12点再上床睡觉，否则会错过了调钟表的时间？她以自我解嘲的语气说，“你看看，这知识分子有多书呆子气？”

我那时候不知道，她家的“知识分子”，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先生。又过了很多年，我从多个渠道多次了解到，吴江称得上是有理论素养和独立人格的理论家，是与田家英、李洪林、邢贲思等齐名的思想家。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当年真理标准讨论的那段历史，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与其说是南京某教授个人的单打独斗，不如说是一批有思想有勇气的理论家们“合力促成”的结果。而始作俑者，就是邢贲思和吴江先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她的先生如此，她本人的人品德和能力，以及她的人格魅力，也就有了旁注。

别看她跟我们工作人员和颜悦色，我至少有两次目睹了她的严厉。一次是她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回绝了电话那一端不知道什么人对她的名利诱惑，直截了当地说对那些沽名钓誉的勾当不感兴趣。另一次发生在我们接待IMF总裁路上，当地的央行领导用国内流行的一套接待方式安排接机，受到她的严厉批评。

现在央行的同事们也许不知道，长安街复兴门内的央行办公大楼，那座外形酷似古钱币的建筑，是她任内，由她领导建设完工的，她也为此付出不少心血。尽管她离任的时候，似乎没有或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在那里办公。有一次我们从国外参加会议回国的路上，她专门到免税店买了两条香烟，“是送给咱们总行大楼建设关系单位的，”她说。我从中体会到的是，她为了大楼保质保量完工，动用个人资源，自掏腰包送礼。

就像为了争取提升中国在IMF的地位一样，她在自己分管的范围内，为实现目的不遗余力。

又过了很多年，1999年前后，我离开了央行，加入了世界银行。此前不久，她从央行常务副行长的位置上，调任中国光大集团，担任董事长。人们对她的称呼，也从邱行长，变成了邱总。用我太太常说的一句话，这等于从甲方变成了乙方，于是她体会到了市场参与者的诸多无奈和不易。我听她说起过，为了办成一件事儿，需要在各主管机关求爷爷告奶奶。“我以前跟人说话是坐着，现在是站着，”她说。

（写于2023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