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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除夕,有朋友微信问怎么过年,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倒是勾起了对春节的记忆。

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过年,除夕晚上会在一个祖宗板儿和香案前面,跪下磕头。祖宗板儿大约一米见方,上面刻着名字。那时候不认字,大人也没说都有哪些先人,各有什么业绩。

除了给祖宗磕头,也会给长辈儿磕头,磕完头是否得过压岁钱,已经完全没有印象。我的猜测是,那时候家里穷,孩子多,大人也没有钱可给。
 

少年的时候,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山村,零下40度的严寒,跟小伙伴儿们一道,打着用罐头瓶子自制的灯笼,里面点一根儿小蜡烛,在外面玩耍。村子中央有个水井,井旁边的水冻成冰,可以在上面打出溜滑儿。

到了太阳落山,各家吃年夜饭了,吃饭前,一定要在院子里放一挂鞭炮。那时候我们管那一串排列整齐的鞭炮叫“洋鞭儿”,就像我们把火柴叫“洋火儿”;管煤油叫“洋油”一样。那时候习以为常,后来明白,中国工业落后,那些玩意儿都来自国外。

“洋鞭儿”噼噼啪啪响过,总会有一些没响的“小鞭儿”,散落在地。我们便若获至宝般地捡起来,装兜里,再挑那火捻儿足够长的,一个一个点燃,快速地扔出去。有时候因为火捻儿太短,还会嘣着手。倒也没有大碍,疼一下就过去了,再接着放下一个。如果是没有火捻儿的,就把外皮剥开,把火药倒出来,点燃放“呲花”。

那时候家家都穷。平日里粗粮、土豆、白菜为生。粮食是公家粮店凭票供应的,每人每月30斤,其中只有2斤白面,其余是苞米茬子、高粱米、小米等粗粮。至于白米(我们叫大米),只是在过年的时候供应1斤。于是,每年只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

各家都会在入冬前杀一口猪,把猪肉埋在“下屋”的雪堆里,外面浇上水,冻成天然的冰柜。到了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能吃上猪肉炖酸菜粉条儿。

就这样,跟爸妈兄妹们一起过年,一直到20多岁离开家去外地求学工作。

再往后,过年就变得复杂起来。有好几个年,都不是在家里过的。

1978年那个春节,我刚考上北京外贸学院英语系的研究生,跟同学们比,感到起点低很多,学习压力大。到了放寒假,决定不回老家,留在学校补习功课,为的是开学的时候追赶上其他同学。班上8个同学,其中两位是本院当年的高材生;一位是西南师范大学的英语老师他们比我年龄大,轮英语水平,可以当我的半个老师;一位是南开大学的英语系高材生,他爸是 “南陈北钱”里的钱荣堃,有名的经济学者。其余的也都来历不凡,只有我还是个来自黑龙江的土包子,可见差距之大。

到了寒假,宿舍停止供暖,室内温度低,手脚都冻得冰凉。为了暖身子,只好打一盆热水,一边看书,一边把脚泡在热水里取暖,

除夕那天,我的导师姚念庆知道我没回家,到宿舍来叫我去他家吃饭。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宿舍也没有电话。他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我赤脚看书的窘态。他带着几分怜爱地安慰我,“王君你不用担心,像你这样用功,一定会学出来的”。

他说,还没见到我之前,就知道我用功。原来,入学前,全国的笔试结束之后,有16位入围的,到北京面试,从中取8人。有一位考生(记得名叫倪祥荣,当年没考上),曾经是他的学生,面试完去他家探望。闲谈中提起,面试的第二天,考生们都去城里闲逛,只有王君一个人,还在校园里读书。

姚老师说,他因此知道,我读书用功,一贯如此,不是为了一次考试。不过,他补充说,录取我倒不是因为我表现出了用功,而是达到了录取标准。

也就是在那次,他告诉我,当年他在英国留学,正好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飞机动不动就来轰炸。他们只好整天躲在防空洞里。没有字典,没有多少书籍,硬是靠用心,学了出来。他所说的学了出来,并非仅仅是指语言过关。他本人的英语,一口地道的伦敦音,据说“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

在北京那些年,每次放假回家过年,火车站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从北京到哈尔滨,再倒小火车到山上。虽说赶不上“蜀道难”,然而对人的体力也是很大的考验。返程也是一样。不过全国人民都一样,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老娘跟妹妹搬迁到秦皇岛之后,我在北京工作,每逢春节,自然要驾车去秦皇岛过年。最初的时候,高速公路还没修起来,350公里的路程,居然要5-6个小时。有一年村民把道路破坏了,开着开着,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大深坑,幸亏刹车及时,没有翻进去。那一次走了8个小时才到。

记得有好几次过年,最为难之事,是当时的太太,不愿意跟我回去过年。她的理由,一是跟婆婆不睦,二是自己也有很多年没跟自己的爸妈过年了。一开始我很难受,又无可奈何,甚至后来害怕过年。再往后,也就只好接受了,自己一个人回去过年,她自己留在家里。有一年初一我在央行的两个朋友去我家,正好堵住她一个人在用红油漆刷水泥地面。这些都成了我的不是,因为把太太一个人扔在家里过年。那些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还有一年,除夕晚饭没吃就吵了一架,盛怒之下,开车去秦皇岛,路上空无一人。到了半夜,左右为难。本来说好了初一才回去,如果年三十儿半夜赶到,无法解释。于是,随便找了一个又脏又破的小酒店住下,忍着外面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伦敦”(我家乡土话,意为对付着挺着)几个小时,涯到天亮上路。

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2016年的春节,我带着现在的太太回秦皇岛过年。有一天晚上,我推开门到老娘的卧室,看见太太跟老娘紧挨着坐在床边亲切交谈。只见老娘神采飞扬,一边说一边比划,原来她在传授自我按摩的经验。太太也一脸虔诚地跟着学。我连忙掏出手机,把这段经历记录了下来。那个年过得融洽,温暖,终于圆了我的过年团圆梦想。

太太后来告诉我,老娘跟她说起,我刚出生不久,正赶上闹瘟疫,发高烧上不来气儿,连皮肤都通红,眼看就不行了。婆婆说让他赶紧带上我回娘家。娘家在另外的村子。回去后,我姥姥二话没说,踮着小脚,冒着严寒,拄着一根棍子,走了几十里,去县城请来一位郎中,把我从死神里拉了回来。

这段经历,我娘从来没跟我提起。我对我姥姥的记忆,是在很小的时候,她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县城,到我们所在的山村来过一两次,每次时间都很短。她总是叼着一个长长的烟袋杆儿,很严肃的样子。要不是我太太能跟老娘唠嗑儿,我都不知道,我姥姥救过我的命。

1984年起,在华盛顿常驻,两次合计6年。春节不是法定假日,不能中断工作回国跟爸妈哥哥妹妹们一起过年。在这期间,有一两次也没跟自己的小家一起过年。记得有一年春节,我那时在IMF亚洲部工作,正好在马尔代夫出差。我一个人住在面临大海的酒店房间里,整天忙着开会,看文件,写材料。周边看不见什么人,完全没有节日气氛。有一天晚饭,餐厅里来自台湾的一伙游客在庆祝,才提醒了我当天是农历新年的除夕。

除了在美国过了好几次年,也有在印度、日本、意大利、法国过年的经历。

最近三个春节,因为疫情的原因,都是在巴塞罗那度过的。在所有这些国家,春节都不是法定假日,人们基本不知道春节为何物。倒是当地的华人,每年都会组织庆祝活动。舞狮子,扭秧歌,歌舞演出,卖春联儿,各种小吃摊位,仅就那一条街和那一刻而言,年味儿的浓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国内的很多地方。

今年这个年,又一次在外面过了。心里最放不下的,也是最难以原谅自己的,是不能陪老娘过年。

她今年要满96周岁了,属兔的,今年是她的本命年。妹妹们早早准备好了红衣红裤,里外一片新。妹妹和哥哥还能就近去陪老娘过年。此前老娘虽然发烧了,让大家提心吊胆了好几天,现在完全恢复了正常。老娘就像知道我们做儿女的心事,顽强地跟病毒斗争。当然也可能得益于她的基因好,免疫力强大。

想想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家里有的亲人,才七、八十岁,甚至更年轻,年前就因为新冠病毒感染去世了。有一天一位当年在外经贸部的朋友,短信里说她妈妈快不行了。脑子里出现她和姐们的痛苦与无助,让人不由得不心酸。还有一位朋友,父亲在年前刚刚阳转阴以后,又诊断出病毒肺炎,年只能在医院里过了。更不要说有无数在殡仪馆排队等待亲人火化的那些人们。今年过年不敢跟他们说春节快乐的话。更没有心情去看那本来早就变了味的春节联欢晚会。

经过这么多年,对过年这件事,感觉越来越淡薄了。也许跟许多海外的游子一样,我们对圣诞节、感恩节这类洋人的节日,没有当地人的感受。西班牙的公共假日多,有不少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也不问出处,只管过了便罢。对春节、中秋这类的中国人的节日,也逐渐失去了感觉。

老娘在,仍然有回去过年的愿望,主要是想陪她一起过。老娘百年之后,估计不会再有动力长途跋涉,专门回去过年了。

我爸说过:年好过,日子难过。真是这样。

(写在2023121日星期六,农历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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