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除夕，有朋友微信问怎么过年，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倒是勾起了对春节的记忆。

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过年，除夕晚上会在一个祖宗板儿和香案前面，跪下磕头。祖宗板儿大约一米见方，上面刻着名字。那时候不认字，大人也没说都有哪些先人，各有什么业绩。

除了给祖宗磕头，也会给长辈儿磕头，磕完头是否得过压岁钱，已经完全没有印象。我的猜测是，那时候家里穷，孩子多，大人也没有钱可给。
 

少年的时候，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山村，零下40度的严寒，跟小伙伴儿们一道，打着用罐头瓶子自制的灯笼，里面点一根儿小蜡烛，在外面玩耍。村子中央有个水井，井旁边的水冻成冰，可以在上面打出溜滑儿。

到了太阳落山，各家吃年夜饭了，吃饭前，一定要在院子里放一挂鞭炮。那时候我们管那一串排列整齐的鞭炮叫“洋鞭儿”，就像我们把火柴叫“洋火儿”；管煤油叫“洋油”一样。那时候习以为常，后来明白，中国工业落后，那些玩意儿都来自国外。

“洋鞭儿”噼噼啪啪响过，总会有一些没响的“小鞭儿”，散落在地。我们便若获至宝般地捡起来，装兜里，再挑那火捻儿足够长的，一个一个点燃，快速地扔出去。有时候因为火捻儿太短，还会嘣着手。倒也没有大碍，疼一下就过去了，再接着放下一个。如果是没有火捻儿的，就把外皮剥开，把火药倒出来，点燃放“呲花”。

那时候家家都穷。平日里粗粮、土豆、白菜为生。粮食是公家粮店凭票供应的，每人每月30斤，其中只有2斤白面，其余是苞米茬子、高粱米、小米等粗粮。至于白米（我们叫大米），只是在过年的时候供应1斤。于是，每年只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

各家都会在入冬前杀一口猪，把猪肉埋在“下屋”的雪堆里，外面浇上水，冻成天然的冰柜。到了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能吃上猪肉炖酸菜粉条儿。

就这样，跟爸妈兄妹们一起过年，一直到20多岁离开家去外地求学工作。

再往后，过年就变得复杂起来。有好几个年，都不是在家里过的。

1978年那个春节，我刚考上北京外贸学院英语系的研究生，跟同学们比，感到起点低很多，学习压力大。到了放寒假，决定不回老家，留在学校补习功课，为的是开学的时候追赶上其他同学。班上8个同学，其中两位是本院当年的高材生；一位是西南师范大学的英语老师他们比我年龄大，轮英语水平，可以当我的半个老师；一位是南开大学的英语系高材生，他爸是 “南陈北钱”里的钱荣堃，有名的经济学者。其余的也都来历不凡，只有我还是个来自黑龙江的土包子，可见差距之大。

到了寒假，宿舍停止供暖，室内温度低，手脚都冻得冰凉。为了暖身子，只好打一盆热水，一边看书，一边把脚泡在热水里取暖，

除夕那天，我的导师姚念庆知道我没回家，到宿舍来叫我去他家吃饭。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宿舍也没有电话。他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我赤脚看书的窘态。他带着几分怜爱地安慰我，“王君你不用担心，像你这样用功，一定会学出来的”。

他说，还没见到我之前，就知道我用功。原来，入学前，全国的笔试结束之后，有16位入围的，到北京面试，从中取8人。有一位考生（记得名叫倪祥荣，当年没考上），曾经是他的学生，面试完去他家探望。闲谈中提起，面试的第二天，考生们都去城里闲逛，只有王君一个人，还在校园里读书。

姚老师说，他因此知道，我读书用功，一贯如此，不是为了一次考试。不过，他补充说，录取我倒不是因为我表现出了用功，而是达到了录取标准。

也就是在那次，他告诉我，当年他在英国留学，正好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飞机动不动就来轰炸。他们只好整天躲在防空洞里。没有字典，没有多少书籍，硬是靠用心，学了出来。他所说的学了出来，并非仅仅是指语言过关。他本人的英语，一口地道的伦敦音，据说“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

在北京那些年，每次放假回家过年，火车站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从北京到哈尔滨，再倒小火车到山上。虽说赶不上“蜀道难”，然而对人的体力也是很大的考验。返程也是一样。不过全国人民都一样，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老娘跟妹妹搬迁到秦皇岛之后，我在北京工作，每逢春节，自然要驾车去秦皇岛过年。最初的时候，高速公路还没修起来，350公里的路程，居然要5-6个小时。有一年村民把道路破坏了，开着开着，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大深坑，幸亏刹车及时，没有翻进去。那一次走了8个小时才到。

记得有好几次过年，最为难之事，是当时的太太，不愿意跟我回去过年。她的理由，一是跟婆婆不睦，二是自己也有很多年没跟自己的爸妈过年了。一开始我很难受，又无可奈何，甚至后来害怕过年。再往后，也就只好接受了，自己一个人回去过年，她自己留在家里。有一年初一我在央行的两个朋友去我家，正好堵住她一个人在用红油漆刷水泥地面。这些都成了我的不是，因为把太太一个人扔在家里过年。那些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还有一年，除夕晚饭没吃就吵了一架，盛怒之下，开车去秦皇岛，路上空无一人。到了半夜，左右为难。本来说好了初一才回去，如果年三十儿半夜赶到，无法解释。于是，随便找了一个又脏又破的小酒店住下，忍着外面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伦敦”（我家乡土话，意为对付着挺着）几个小时，涯到天亮上路。

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2016年的春节，我带着现在的太太回秦皇岛过年。有一天晚上，我推开门到老娘的卧室，看见太太跟老娘紧挨着坐在床边亲切交谈。只见老娘神采飞扬，一边说一边比划，原来她在传授自我按摩的经验。太太也一脸虔诚地跟着学。我连忙掏出手机，把这段经历记录了下来。那个年过得融洽，温暖，终于圆了我的过年团圆梦想。

太太后来告诉我，老娘跟她说起，我刚出生不久，正赶上闹瘟疫，发高烧上不来气儿，连皮肤都通红，眼看就不行了。婆婆说让他赶紧带上我回娘家。娘家在另外的村子。回去后，我姥姥二话没说，踮着小脚，冒着严寒，拄着一根棍子，走了几十里，去县城请来一位郎中，把我从死神里拉了回来。

这段经历，我娘从来没跟我提起。我对我姥姥的记忆，是在很小的时候，她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县城，到我们所在的山村来过一两次，每次时间都很短。她总是叼着一个长长的烟袋杆儿，很严肃的样子。要不是我太太能跟老娘唠嗑儿，我都不知道，我姥姥救过我的命。

从1984年起，在华盛顿常驻，两次合计6年。春节不是法定假日，不能中断工作回国跟爸妈哥哥妹妹们一起过年。在这期间，有一两次也没跟自己的小家一起过年。记得有一年春节，我那时在IMF亚洲部工作，正好在马尔代夫出差。我一个人住在面临大海的酒店房间里，整天忙着开会，看文件，写材料。周边看不见什么人，完全没有节日气氛。有一天晚饭，餐厅里来自台湾的一伙游客在庆祝，才提醒了我当天是农历新年的除夕。

除了在美国过了好几次年，也有在印度、日本、意大利、法国过年的经历。

最近三个春节，因为疫情的原因，都是在巴塞罗那度过的。在所有这些国家，春节都不是法定假日，人们基本不知道春节为何物。倒是当地的华人，每年都会组织庆祝活动。舞狮子，扭秧歌，歌舞演出，卖春联儿，各种小吃摊位，仅就那一条街和那一刻而言，年味儿的浓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国内的很多地方。

今年这个年，又一次在外面过了。心里最放不下的，也是最难以原谅自己的，是不能陪老娘过年。

她今年要满96周岁了，属兔的，今年是她的本命年。妹妹们早早准备好了红衣红裤，里外一片新。妹妹和哥哥还能就近去陪老娘过年。此前老娘虽然发烧了，让大家提心吊胆了好几天，现在完全恢复了正常。老娘就像知道我们做儿女的心事，顽强地跟病毒斗争。当然也可能得益于她的基因好，免疫力强大。

想想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家里有的亲人，才七、八十岁，甚至更年轻，年前就因为新冠病毒感染去世了。有一天一位当年在外经贸部的朋友，短信里说她妈妈快不行了。脑子里出现她和姐们的痛苦与无助，让人不由得不心酸。还有一位朋友，父亲在年前刚刚阳转阴以后，又诊断出病毒肺炎，年只能在医院里过了。更不要说有无数在殡仪馆排队等待亲人火化的那些人们。今年过年不敢跟他们说春节快乐的话。更没有心情去看那本来早就变了味的春节联欢晚会。

经过这么多年，对过年这件事，感觉越来越淡薄了。也许跟许多海外的游子一样，我们对圣诞节、感恩节这类洋人的节日，没有当地人的感受。西班牙的公共假日多，有不少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也不问出处，只管过了便罢。对春节、中秋这类的中国人的节日，也逐渐失去了感觉。

老娘在，仍然有回去过年的愿望，主要是想陪她一起过。老娘百年之后，估计不会再有动力长途跋涉，专门回去过年了。

我爸说过：年好过，日子难过。真是这样。

（写在2023年1月21日星期六，农历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