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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报道
会打呼噜的山
潘度爱丽丝至塞罗里奥(20.6公里)
2018年8月5日
 
我一边听艾思莉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边脑子里就习惯性地跟中国对照,脑子里浮现出中国无数的留守儿童,以及无数丧失了父母的孩子,她们饥寒交迫,没有良好教育的环境,长大了自己痛苦,也给社会带来负担。如果有很多问题儿童在社会上,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真正繁荣富强,长治久安的。
 
德国人明白这一点,并不认为谁家生的孩子就是谁家自己的事儿。他们把孩子的抚养教育看作是全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才有这样的制度安排。类似的制度,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有。
 
但是也得有好心眼儿的人家呀。要不然制度再好,如果没有人家愿意收养,这些孩子靠谁呢?政府的政策再好再完备,也得社会上的民众帮忙分担。
 
要是民众都自私自利,眼睛光盯着自己家,只重视血缘关系,只把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当孩子,别人生的孩子就不当孩子,那社会还能好的了吗?
 
有一年我从华盛顿出差回北京,飞机上邻座是一位美国中年妇女。此前她已经领养了一个贵州女孩,那一次是去贵州某儿童福利院领养另一个女孩。跟艾思莉一样,那个美国人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她们领养,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生育,而是出于慈善的动机,并且她们并不在乎领养的孩子是否先天有缺陷。
 
如果有问题的家庭太多,成为系统性的问题,任何救助计划都有可能破产。全国五六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再加上城镇里不适合儿童生长的家庭,总数也许接近上亿。那得有多少家庭为孩子们提供领养呢?又有多少家庭符合领养孩子的标准呢,就算是他们愿意领养?
 
这就是咱们跟发达国家的区别所在。
 
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校教育,整天都是拼命地说教和洗脑,其实没有多大实际效果,反而把人整糊涂了。很多中国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是明证。德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校教育不玩儿命洗脑,民众反而不乏善行。从我接触到的底层民众来看,他们需要的是某种宗教信仰,而不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政治是暂时和多变的,而信仰才能维持长久。
 
我给艾斯莉讲了发生在中国南京的一个故事。有位在华的德国公司高管,一家人被当地的几个小混混灭门。起因是他们去偷盗,被主人发现以后担心暴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全家大人孩子都杀害了。
 
事情发生以后,孩子们的奶奶从德国飞过来,悲伤之余反而要求当地法院不要判那几个年轻人死刑。当地的在华德国企业,则自发成立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的孩子上学读书。在这些德国人的观念里,之所以发生了那样的悲剧,主要原因还是那些年轻人小时候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
 
艾斯莉一家能够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把别人家的孩子带到自己身边来养,一养就是10年。这还不是一家两家。前些天遇到的艾福德一家,也领养了别家的孩子很多年,养大了交还给孩子的爷爷。
 
我们在朝圣之路上才走了十多天,几百公里,就遇到了两个这样的德国人家,这显然不是偶然发生的善举。
 
我现在不过带着杰森一个继子。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已经体会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可是跟艾斯莉遇到的困难相比,我的困难简直不值一提。
 
我一边听她的故事,一边想,要是在中国也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把6000多万农村的留守儿童里有特别需要的识别出来,在家长同意或者由政府做主的情况下,让城市里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中上家庭自愿领养。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成长,受到良好的教育,那对全社会该是多么大的促进啊!
 
同样,在城市,也有很多家庭其实不具备抚养教育孩子的条件,例如服刑人员的家庭。这些人家的孩子,也需要类似的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在恶劣的环境中长达。这样人家的孩子,同样需要被领养。
 
我知道说出这话来,马上就有人说不切实际。谁会干这种傻事?我倒是觉得不一定是傻事。很多富起来的人,经济上有能力,也肯定会愿意帮助别人。至于那些富得流油却不愿意帮人的人,那也没有办法。那样的人,见利忘义,其实也不适合领养别家的孩子。他们连自己家的孩子都整不好。
 
我和艾斯莉一起,边走边聊,我们三人又回到了海边。这一带的地形地貌十分奇特,地面高低不平,岩石更加峻峭,并且出现了更多的暗河。有的地方人跳下两三米高的岩石,到了沟壑的底部,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可以看见暗河与地面联通的竖井,每隔一会儿,从里面传来轰鸣的巨响。原来这一带就是著名的Bufones de Arenillas。
 
我们听到的巨响不算什么。真正震撼的是,如果海水涨潮,水的压力增大,每隔一会儿,伴随着巨响,会有水柱从那些洞里喷出,如同我们在日本九州看到的地下泉水喷射一样。
 
艾斯莉告诉杰森,“这是山在打呼噜”。杰森感到这个说法很好玩儿,重复了好几遍,后来还写到了作文里。
 
艾斯莉比我们走得快,我们互道了“Buen Camino!”她在我们前面先走了。
 
下午三点多钟,我和杰森来到了塞罗里奥小镇。这个地方也是风景如画。有一个海滩两边被悬崖包围,海滩面对的大海上,还有两块巨型的礁石,构成非常美丽的图画。无数的人在海滩上晒太阳,或者是在那些礁石的后面寻找小的海洋生物,跟我们前些天看到的海滩上图景,没有太大差别。
 
我们想要入住的驿栈已经客满,不再接受朝圣者入住。在驿栈的门口,我们遇到了四位小伙子。他们比我们先到的,也没有地方住,正在商量着,晚上去住海滩。他们说没有帐篷在露天里睡觉,警察会来干预。我说那正好,警察带走了,不就有地方住了吗?
 
我本来也想跟他们一起,人多势众,安全上不用担心。可是杰森不愿意住海滩,所以我们就在旁边的一个三星级酒店住了下来。这也是镇上唯一还有空房间的酒店。两个人一个单间,里面有两个单人床,包含早餐收取50欧元。房间宽敞明亮,一尘不染,卫生设备应有尽有,非常舒适。
 
事实上,我们有条件住得好一点,本来也不应该去跟别人争夺驿栈的稀缺资源。住驿栈,最主要的是主动选择艰苦,也是为了有机会和其他朝圣者交流。我们洗完淋浴,也把所有需要洗的衣服洗好晾上,然后在床上一躺就睡着了。
 
到了傍晚19:30以后醒来,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来到了海边,发现这里的海滩和周边的景色十分迷人,不是用语言所能形容的。
 
可以想象一下,很多地方的海滩,就是一片沙滩。这里的海滩,目之所及,到处是一幅油画。沙滩不是单纯的黄沙,而是由海水分隔成各种图案的水系;沙滩与海水之间也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穿插着形状各异的礁石。
 
到了海滩以后,杰森看中了一个地方,抓起一把沙子捏了捏,口中念念有词地说,沙子不错。“老爹,你把衣服什么的交给我,你去游泳吧。”我没有带游泳裤,又不愿意把短裤弄湿,于是就脱光了下去裸泳。这是我这次来西班牙第二次裸泳。上一次是数天前在诺哈的海滩。
 
游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都饿了,就回到酒店,简单地冲洗了一下以后,出去找晚饭。杰森还记着前天吃的披萨的味道,说这里的披萨好吃,百吃不厌,今天还要去披萨啊。
 
当天的选择余地不大,因为是星期天,大多数餐馆都不营业。我们来到驿栈楼下的饭馆,这家饭馆的招牌上画着菜谱,配上写着西班牙文。反正也看不懂,索性就点了一个披萨。
 
杰森夸张地说他能吃三个披萨,我说还是先点一个看看好不好,再决定点不点第二个。等了半天才端上来,一看黑糊糊一片,底下的面饼都烤焦了,上边一层的奶酪还冰凉。原来这是从冰柜里拿出来的,超市里买现成的冰冻披萨饼。难怪面饼烤糊了里头还冰凉。把杰森吃得直恶心。
 
结果一人就吃了一小条,就再也吃不下去了。大半个披萨剩在了那里。让杰森恶心的,还不只是披萨的味道。他跟我说那个服务员浑身汗爬水流的,每隔一会儿拿袖子往脸上抹一把,往旁边一甩,一会儿又拿手到眼皮上面去擦一把汗,这些肮脏的东西都有可能污染了我们的食品。
 
这可以说是10多天以来,在西班牙最糟糕的一次就餐经历。看来即使在发达国家,餐饮服务业的质量也有城乡差异。尤其是在星期天,边远的农村,选择更少。不过也好,我们头一次没有在晚上10多点的时候把肚子撑的滚圆。
 
晚饭结束以后,我们走回酒店,外面的温度只有零上十多度,感觉到阵阵凉意。虽然是盛夏季节,晚上出门需要长衣长裤了。杰森上床就睡着了。他脚上皮肤的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对应着凉鞋的图案。靠近大腿内侧的地方,起了不少的红点儿,不知道是皮肤过敏还是蚊子咬的。我给他涂抹了一些药膏,他浑然不觉。
 
杰森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今天终于离开了那个破派出所(驿栈)。现在我不得不停下来说一说那个破派出所。那个派出所虽然每人才8欧元,价格不贵,但是他们那块的人品都不怎么样。首先,就是太贪财,不让手洗衣服,只能花3欧元用洗衣机来洗。老爹觉得这么点儿衣服,不值得用洗衣机洗,便在我洗澡时,趁机将衣服手洗了。
 
话说老爹洗完了澡,出来时被一个工作人员(老爹觉得说工作人员都高抬了他们)一把抓住手里拿的裤衩,看看是不是湿的。因为在这之前我把湿衣服都带走了,所以老爹手里的衣服是干的。那个工作人员发现不是湿的,便松了手。
 
老爹对此很不满。可是在我们要晾衣服时,一个胖女人看见了我手上的湿衣服,便一把抢了过去,对着老爹伸出三根手指说:“三欧元,三欧元!”我吓得呆住了,而老爹也没反应过来。
 
老爹反应过来以后,用力抢回来衣服说:“就算是我们违反了你们的规定,也不能抢我们的衣服呀!”那个胖女人听罢,也不再纠缠了。想想这也挺好玩儿,一个老摸别人裤子的男人,还是抓,还有一个抢男生衣服的胖女人,这派出所,也真够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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